为什么互联网公司对前首席执行官提出腐败指控？

▲迅雷因指控前CEO腐败而引发关注。图/IC图片 1月15日，据第一财经报道，迅雷对前CEO陈雷提起诉讼，指控其侵犯公司利益。深圳市有管辖权法院受理了该诉讼。这些指控重新引发了五年多前掀起轩然大波的迅雷首席执行官腐败丑闻的热议：2020年4月，时任迅雷首席执行官陈雷被公司董事会突然解雇。迅雷指出，陈雷犯有数项“罪行”。他被指控通过伪造交易和制作虚假合同来获取公司资金，从而挪用公司资产。同年，迅雷向深圳市公安局举报陈雷等人涉嫌在经营活动中挪用资金，案件进入侦查阶段。然而，为了逃避调查，陈雷却出境了。同年4月初，与金磊原高级副总裁东河发生争执，并以美国国籍长期滞留国外，拒绝配合调查，案件最终被撤销。五年多过去了，随着内部调查材料的曝光，事件的更真实细节逐渐浮出水面。比如，陈雷执掌单雷的三年时间里，单雷总共亏损了近十亿元。约2亿元人民币被划转至三纳公司。陈雷和东赫在迅雷任职期间已经结婚，甚至还有一个私生子。在互联网行业，涉及高管的事故不再是新闻，诉讼也不再常见。虽然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是很奇怪。这是一个明确的制度信号，而不是对豪门之间的历史冲突和恩怨的简单“监控”。在越来越多的大公司中，斗争反腐败不再是一个公关口号，也不再只是一个内部过程，而是进入了长期化、法制化、不可逆转的阶段。对于迅雷来说，坚持起诉前CEO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这相当于暴露了公司内部治理的漏洞。迅雷先生肯定也清楚这种零容忍的代价，但他仍然选择走法律途径。事实上，这正在形成互联网企业预防腐败的新趋势。企业首先要重建制度规则，将内部反腐败从道德叙事转向制度叙事。我们需要下定决心继续前进。这实际上是互联网企业反腐的行业趋势。尽管过去许多企业都倡导反腐败政策，但真正做到零容忍的却很少。原因很现实。高层管理人员的问题通常意味着承认过去的治理失败以及起诉前高管，不仅会造成资本市场的波动，也会影响旧团队、旧决策、旧策略的合法性。因此，很多腐败案件的内部管理模式就是辞职离开公司。但事实表明，这种做法只会助长腐败，助长腐败者的气焰。结果，互联网公司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据北京海淀法院统计，2020年至2024年，该院共审理涉网人员腐败案件127起，涉案金额超过3亿元。指控集中在贿赂、职务上贪污和非国家官员贪污等，过去三年案件数量已有所回升。本案的特点是软实力寻租、小官腐败、手段隐蔽、取证困难等，是影响企业健康和产业生态的通病。在这个阶段，公司开始意识到他们依赖的是“把大事变小，把小事变小”的旧答案。腐败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发展需要，必须诉诸外部司法机构来打击腐败。从合规和治理的角度来看，起诉腐败员工不仅是保护企业权益的法律行动，也是一次“推进正义”的治理事件，通过司法程序巩固证据，明确权利和责任边界，对内部欺诈形成强有力的威慑，并推动供应商治理、资金流监控、权力和流程重组等组织修复。许多大型互联网企业开始建立定期反腐败报告和制度化治理机制。例如，2024年，腾讯将查处100余起“高压线”侵权案件并解雇100余人，并强制35家合作企业“绝不合作”，已被列入“未强制执行”名单。字节跳动回应称，已于2025年第二季度通报了100名员工，其中18人因涉嫌犯罪或恶意损害公司利益而被实名通报，8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被移送执法部门处理。 “面对高管腐败这个深层次问题，先生众所周知，高级管理人员熟悉公司内部运行机制，拥有相应的职权，他们的违法行为极其扑朔迷离、隐蔽性强，反调查意识也很高。比如利用箱包协议、利用有亲信的公司来管理关键职位、以酒袋代行或其他人，不留下书面任期协议等证据，从一开始就说好话，监控或幕后情况，以看似合法的合同和交易形式掩盖不正当的筹资活动。此外，如果犯罪嫌疑人逃跑，案件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更容易串通口供、毁灭证据，限制警方的调查。像迅雷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坚持反腐败、追回经济损失，这是他们对股东和员工负责的表现。预计未来商界类似起诉前首席执行官的案件将会增加。大背景是企业上市的必然趋势。公司的私人领域正在减少，而更多的是准公共组织。企业需要将内部规则与外部法律对接，协调内部制裁与司法审查，从源头开始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受侵害。撰稿：北树（媒体人）/校对：池刀华/刘军